第一百二十五章 体制
午后，李笠和皇太子李昉闲谈，谈起一个历史人物——刁雍。
刁雍，为晋（东晋）尚书刁协的曾孙，刁氏于中原战乱之际南迁京口，号为“京口之蠹”。
而京口，为北府兵的驻扎地。
某年，刁雍那家财万贯、良田无数的伯父刁逵，因为一个大头兵欠债还不起，便将其绑在树上当众鞭挞，以儆效尤。
那个大头兵，名叫刘裕。
后来，刘裕发达了，成了执掌朝政的权臣，当然忘不了那次羞辱，于是，刁氏迎来了灭顶之灾。
与此同时，晋国也即将走到末路，晋国宗室司马休之对抗权臣刘裕失败，逃入秦国，刁雍便跟着入秦。
之后逃入魏国，成了魏国的官员。
刁雍主动请缨，到黄河南岸（魏、晋边境）驻防，专门和刘裕对着干。
刘裕代晋建宋，即刘氏宋国，那年，刁雍大概是三十岁。
时光流逝，当刁雍快九十岁的时候，刘宋灭亡。
他看着那个大头兵发迹、掌权、建国，又看着仇人建立的国家，陷入太子弑父、宗室相残、最后被人取而代之。
亲眼看着仇人的家业灰飞烟灭，可谓一大快事，五年后去世的刁雍，想来是死而无憾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人，见证了刘宋从建国到灭亡的过程——琅琊王琨。
刘裕代晋建宋时，王琨大概二十岁，作为高门子弟，当时已经当官，为郎中，亲历晋帝禅让、刘裕受禅。
当他快八十岁时，又亲历宋、齐更替，见证了群臣劝进、宋帝禅让、权臣勉为其难受禅称帝的全过程。
所以，刁雍和王琨，是经历或见证晋、宋、齐三代更迭的人。
其实，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在少数，无非是不出名而已。
而萧氏齐国的国祚只是二十来年，所以经历宋、齐、梁三代的人更多，譬如梁武帝萧衍。
宋、齐换代时，萧衍十五六岁，作为兰陵萧氏子孙，算是齐国的远支宗室，后来取而代之，建立梁国，自然是“历经三代”。
南朝的朝代更替很快，但与此同时，北边的魏国，经历了晋、宋、齐、梁，国祚明显比南边几个朝代长的多，这是为什么？
李笠谈起几个“超长待机”历史人物，以及北魏国祚比南方朝代明显长很多之目的，就是要让儿子思考。
让儿子想想，李氏楚国的国祚，能有几年？
对此，李昉针对南方王朝短命这一事实，给出分析，认为南方朝代国祚短的原因主要是两点：
一，宗室内讧，互相残杀，皇帝和宗室之间势同水火，导致外人有机可乘。
二，地方势力尾大不掉，要么地域军政集团造反，要么地方豪族撺掇出镇宗室参与权力斗争，这就加剧了国家的内讧。
于是，每一次内战，都会导致国力下降，导致失败方的部分官员投敌。
而这些官员每一次投敌、跑到北边，都一些地盘拿当见面礼。
譬如刘宋时投魏的徐州刺史薛安都，导致徐州乃至淮北地区从此沦为北方国土。
萧齐末年，南兖州刺史裴叔业，因为忧惧少帝萧宝卷对自己赶尽杀绝，举州投魏，导致寿阳这一淮南重地落入魏国之手。
而梁国为了拿回寿阳，花了三十多年时间，期间还搞出个大事件。
梁国在寿阳下游淮水河段筑浮山堰，蓄水灌寿阳，结果浮山堰垮，大水席卷下游两岸梁国州郡地区，造成巨大的人员、财产损失。
所以，正是因为南朝历代的不断内讧，导致国力日衰，北境国土不断丢失，国境线不断南移。
说到这里，李昉主动引申出另一个问题：梁武帝建国后，为何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？
因为梁武帝看出南方朝廷存在的弊病：宗室内讧，地方和中枢内讧，导致北方不断占便宜。
梁武帝看到了病因，开出的药方就是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，尽可能避免内讧。
朝廷给他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特权、待遇，甚至违法乱纪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处罚，以此换得一团和气。
这一办法，看上去还是不错的，加上梁武帝寿命长，所以在其治下，南方迎来了近五十年的和平，国力大幅上升。
但是，一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，是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，富贵人家的生活穷奢极欲，寻常百姓被压榨得痛不欲生。
与此同时，人才选拔体制虽然有所改进，但九品中正制还在起作用，许多寒族和地方豪族，根本就没有入仕、升迁途径。
即便入仕，也是流外官，想做流内官而不得，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，凭着出身、门第，出仕就是流内官。
武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立军功，也不过得个低班秩的杂号将军，而世家子弟，骑不得马，射不得箭，一出仕，起家就是高班秩的将军号。
如此不公，导致地方豪族以及寒族产生不满情绪。
当地方豪族、大量寒族发现在体制内，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时，当大量百姓被沉重的赋税、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时。
当宗室欲壑难平，不满足于各种特权待遇时，梁国的国内矛盾，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：人心思乱。
宗室希望乱，自己才好更进一步，坐上那个位置；
地方豪族、寒族希望乱，自己才有机会接近权力中枢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；
百姓希望乱，希望那些骑在他们头上吸血吃肉、作威作福的人上人，全家都死在战乱中。
人心思乱，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很容易被某个突发事件引爆。
所以，侯景以不到一千残兵入梁，造反后却能够迅速南下，攻入建康。
围困台城时，已经拥兵十余万。
而勤王大军虽然兵力更多，但表现极其拉胯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出在有人希望借助侯景这把刀，干掉皇帝、皇太子，干掉中枢，自己才好浑水摸鱼。
所以，不是侯景能打，否则当初侯景坐镇河南、拥兵十余万时，怎么连淮水都过不了？
是因为他才有不到千余残兵，在梁国国内那些心怀鬼胎的派系看来，就是一把用完便扔的杀人刀。
侯景能在短时间内，兵力从不到千余，瞬间膨胀到十几万，并围了台城，是因为梁国国内无数对现状不满的人，把侯景送到建康城下的。
“说到底，还是体制问题，历代都是如此。”李昉把论据列了一通，给出论点：
“高门士族把持着人才选拔途径，以武晋升的渠道又很难走，导致地方豪族和寒族子弟在体制内看不到入仕、升迁的前途，就只能另辟蹊径，选择投机。”
“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，就是造反、政变。”
“地方豪族撺掇外镇的宗室造反，寒族出身的佐官佐吏鼓动府主造反，甚至大量不得志的士族，也撺掇某位皇子、宗室夺位。”
“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获得高额的回报，成为新朝或者新皇帝的肱骨之臣，实现人生的大跨越。”
“当国内局势稳定时，这些人没有机会，所以，他们选择投机，人心思乱。”
“这才是病灶，体现出来的症状，就是历代总是摆脱不了的噩梦，宗室残杀，地方和中枢不断内战。”
说了一番，李昉对父亲所开出另一个治病药方夸赞起来。
朝廷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，分士、庶两榜，给了士、庶子弟一个公平的入仕渠道，之后的晋升，也不在看中门第，而是看重政绩。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得了书、读得好书，于是，朝廷又给了“武”这条通道。
凭军功可以入仕，且文武可以转换，缩短将军号的阶梯，无军功不得封爵，一些列措施，使得寒族以及根本不识字的平民，有了体制内稳妥的“卖命”升迁途径。
开设军校、低门槛的入学资格，军校毕业生直接为尉官，等等，让勋贵、官宦们众多子弟的入仕、升迁有了保障。
子孙后代入仕有了保障，勋贵、官宦们也就放了心。
也让起于行伍的兵卒，有了从兵变将的机会，这种机会，不是来自自己依附的将领、而是来自体制。
当社会的各阶层，都在新体制下，安稳地获取相对公平、通畅的入仕、升迁渠道，可以按规矩接近、进入权力中枢，维护、争取自己的利益，他们为何还要投机？
李笠对儿子的夸赞不感冒，他看重的是儿子能想通事情的关键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毕竟若大家业，将来总要交到儿子手中，如果儿子成了如同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，那么他毕生的努力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。
至于儿子给出的结论，李笠有看法：“投机是肯定会投机的，这是人的本性，因为人性是逐利的，而暴利的诱惑，总是吸引那些胆大的人。”
“即便这新体制稳定下来，也不会缺政治投机的人。”
“目前新体制若能稳固实行，只是初步解决了大环境的问题，但是，政治投机，防不胜防，什么体制都无法杜绝。”
“为什么呢？风险大，回报高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是难以抵挡的诱惑。”
“与其寒窗苦读十余载，参加科举博个金榜题名，然后在官场熬资历慢慢升迁，亦或是从军，在战场上玩命军功，还不如...”
李笠看着儿子，一字一句说：“还不如，想办法接近皇帝、储君，投其所好做恩幸，凭着南朝历代‘寒人掌机要’的规矩，直接入中枢，参与决策。”
“这条路的回报，你说高不高?”
“或者，作为某个皇子的亲信，策划夺嫡，文夺或武夺，武夺的话，在地方上起兵的难度极大，但在京城发动宫变，不是不可能。”
“发动宫变，所需投入的兵力相对少很多，数日内就能见结果，若是用做买卖的话来说，就是成本低、变现快、收益超高，你说这买卖会没人想做么？”
“或者，身为皇帝近臣，在其弥留之际，篡改遗诏，伪造遗命，要么挤掉即位后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储君，或者投机，另立新君，以此换得继续受重用...”
“更要命的一点，一旦出现少帝临朝的局面，怎么办？少帝倚重宗室，帝系转移，倚重外臣，朝代更替，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？”
这是李笠留给儿子的思考题，在明清时期，少帝即位后坐稳江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，除了末期，或者出了奇葩。
但在南北朝时期，少帝很难坐稳江山，无数次皇位乃至朝代更迭，无不说明了这点。
李昉想了想，问：“父亲，莫非，这也得靠新体制来解决？”
“是啊，不靠体制，难道靠人？”李笠苦笑起来，“刘宋国祚不到六十年，萧梁多些，但其实，当年侯景若攻破台城，梁国不死也残，国祚估计也不到六十年。”
“就不知，李楚能活过六十年么？毕竟，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年龄，恰到好处的结束。”
“也许，父亲活得太长，熬死你，导致将来皇太孙即位，亦或是你在位时间不长，未成年的太子即位，到时候，真是...”
人死如灯灭，他再怎么厉害，死后儿孙坐不坐得稳江山，已经无能为力。
但是，完善、改进体制，尽可能增加“安全系数”，确保国祚长一些，还是能试一试的。
刘宋开始的“世家居高位（清贵无实权）、皇子镇要冲（皇子、宗室在地方拱卫京城）、寒人掌机要，武将执兵权”体制结构，看起来很稳。
但实际上并不稳，所以南朝历代都短命，问题出在少帝临朝这里。
少帝临朝，必然和辅政大臣起冲突，如果不被辅政大臣干掉，就必然把辅政大臣干掉，亲自抓权。
但少帝抓权后，基本上不得要领，各种胡作为非，各种作死。
皇权如同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剑，靠着血统继位的少帝，可以握着剑柄，却未必能把剑用好。
无论是把政务委托给自己的心腹，还是自己亲自操作，很大概率最后玩脱。
因为利剑可以杀坏人，也可以杀好人，甚至会砍死自己。
人无法确定自己的生死，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，李笠无法保证将来不出少帝，所以把问题留给儿子思考。
“新朝，要有新体制确保稳定，不能走老路，否则....”
他缓缓说着：“总不能，一位鄱阳人，年少时看着李三郎在鄱阳鱼市卖鱼，年轻时看着李三郎发迹、慢慢身居高位..”
“中年时看着李三郎建国称帝，年迈时，看着李三郎的儿孙自相残杀..”
“到他八九十岁，李三郎建立的国家亡于内讧，轰然垮塌，于是，一个慵懒的午后，他坐在鄱阳城外码头的树荫下..”
“看着西流的鄱水，想着李三郎昔日摇船靠岸、拎着鱼篓去鱼市摆摊卖鱼的身影，想着李三郎衣锦还乡的壮观情景，唱道...”
“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...”
李笠唱着曲，曲调萧瑟，带着些许凄凉。
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年迈老者，坐在码头边上树荫下，看着流淌的鄱水，回忆着家乡名人李三郎的一生事迹，感慨着世事无常。
世间没有不灭的王朝，但是，李楚的国祚，能不能，能不能久一些？
刁雍，为晋（东晋）尚书刁协的曾孙，刁氏于中原战乱之际南迁京口，号为“京口之蠹”。
而京口，为北府兵的驻扎地。
某年，刁雍那家财万贯、良田无数的伯父刁逵，因为一个大头兵欠债还不起，便将其绑在树上当众鞭挞，以儆效尤。
那个大头兵，名叫刘裕。
后来，刘裕发达了，成了执掌朝政的权臣，当然忘不了那次羞辱，于是，刁氏迎来了灭顶之灾。
与此同时，晋国也即将走到末路，晋国宗室司马休之对抗权臣刘裕失败，逃入秦国，刁雍便跟着入秦。
之后逃入魏国，成了魏国的官员。
刁雍主动请缨，到黄河南岸（魏、晋边境）驻防，专门和刘裕对着干。
刘裕代晋建宋，即刘氏宋国，那年，刁雍大概是三十岁。
时光流逝，当刁雍快九十岁的时候，刘宋灭亡。
他看着那个大头兵发迹、掌权、建国，又看着仇人建立的国家，陷入太子弑父、宗室相残、最后被人取而代之。
亲眼看着仇人的家业灰飞烟灭，可谓一大快事，五年后去世的刁雍，想来是死而无憾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人，见证了刘宋从建国到灭亡的过程——琅琊王琨。
刘裕代晋建宋时，王琨大概二十岁，作为高门子弟，当时已经当官，为郎中，亲历晋帝禅让、刘裕受禅。
当他快八十岁时，又亲历宋、齐更替，见证了群臣劝进、宋帝禅让、权臣勉为其难受禅称帝的全过程。
所以，刁雍和王琨，是经历或见证晋、宋、齐三代更迭的人。
其实，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在少数，无非是不出名而已。
而萧氏齐国的国祚只是二十来年，所以经历宋、齐、梁三代的人更多，譬如梁武帝萧衍。
宋、齐换代时，萧衍十五六岁，作为兰陵萧氏子孙，算是齐国的远支宗室，后来取而代之，建立梁国，自然是“历经三代”。
南朝的朝代更替很快，但与此同时，北边的魏国，经历了晋、宋、齐、梁，国祚明显比南边几个朝代长的多，这是为什么？
李笠谈起几个“超长待机”历史人物，以及北魏国祚比南方朝代明显长很多之目的，就是要让儿子思考。
让儿子想想，李氏楚国的国祚，能有几年？
对此，李昉针对南方王朝短命这一事实，给出分析，认为南方朝代国祚短的原因主要是两点：
一，宗室内讧，互相残杀，皇帝和宗室之间势同水火，导致外人有机可乘。
二，地方势力尾大不掉，要么地域军政集团造反，要么地方豪族撺掇出镇宗室参与权力斗争，这就加剧了国家的内讧。
于是，每一次内战，都会导致国力下降，导致失败方的部分官员投敌。
而这些官员每一次投敌、跑到北边，都一些地盘拿当见面礼。
譬如刘宋时投魏的徐州刺史薛安都，导致徐州乃至淮北地区从此沦为北方国土。
萧齐末年，南兖州刺史裴叔业，因为忧惧少帝萧宝卷对自己赶尽杀绝，举州投魏，导致寿阳这一淮南重地落入魏国之手。
而梁国为了拿回寿阳，花了三十多年时间，期间还搞出个大事件。
梁国在寿阳下游淮水河段筑浮山堰，蓄水灌寿阳，结果浮山堰垮，大水席卷下游两岸梁国州郡地区，造成巨大的人员、财产损失。
所以，正是因为南朝历代的不断内讧，导致国力日衰，北境国土不断丢失，国境线不断南移。
说到这里，李昉主动引申出另一个问题：梁武帝建国后，为何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？
因为梁武帝看出南方朝廷存在的弊病：宗室内讧，地方和中枢内讧，导致北方不断占便宜。
梁武帝看到了病因，开出的药方就是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，尽可能避免内讧。
朝廷给他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特权、待遇，甚至违法乱纪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处罚，以此换得一团和气。
这一办法，看上去还是不错的，加上梁武帝寿命长，所以在其治下，南方迎来了近五十年的和平，国力大幅上升。
但是，一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，是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，富贵人家的生活穷奢极欲，寻常百姓被压榨得痛不欲生。
与此同时，人才选拔体制虽然有所改进，但九品中正制还在起作用，许多寒族和地方豪族，根本就没有入仕、升迁途径。
即便入仕，也是流外官，想做流内官而不得，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，凭着出身、门第，出仕就是流内官。
武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立军功，也不过得个低班秩的杂号将军，而世家子弟，骑不得马，射不得箭，一出仕，起家就是高班秩的将军号。
如此不公，导致地方豪族以及寒族产生不满情绪。
当地方豪族、大量寒族发现在体制内，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时，当大量百姓被沉重的赋税、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时。
当宗室欲壑难平，不满足于各种特权待遇时，梁国的国内矛盾，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：人心思乱。
宗室希望乱，自己才好更进一步，坐上那个位置；
地方豪族、寒族希望乱，自己才有机会接近权力中枢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；
百姓希望乱，希望那些骑在他们头上吸血吃肉、作威作福的人上人，全家都死在战乱中。
人心思乱，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很容易被某个突发事件引爆。
所以，侯景以不到一千残兵入梁，造反后却能够迅速南下，攻入建康。
围困台城时，已经拥兵十余万。
而勤王大军虽然兵力更多，但表现极其拉胯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出在有人希望借助侯景这把刀，干掉皇帝、皇太子，干掉中枢，自己才好浑水摸鱼。
所以，不是侯景能打，否则当初侯景坐镇河南、拥兵十余万时，怎么连淮水都过不了？
是因为他才有不到千余残兵，在梁国国内那些心怀鬼胎的派系看来，就是一把用完便扔的杀人刀。
侯景能在短时间内，兵力从不到千余，瞬间膨胀到十几万，并围了台城，是因为梁国国内无数对现状不满的人，把侯景送到建康城下的。
“说到底，还是体制问题，历代都是如此。”李昉把论据列了一通，给出论点：
“高门士族把持着人才选拔途径，以武晋升的渠道又很难走，导致地方豪族和寒族子弟在体制内看不到入仕、升迁的前途，就只能另辟蹊径，选择投机。”
“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，就是造反、政变。”
“地方豪族撺掇外镇的宗室造反，寒族出身的佐官佐吏鼓动府主造反，甚至大量不得志的士族，也撺掇某位皇子、宗室夺位。”
“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获得高额的回报，成为新朝或者新皇帝的肱骨之臣，实现人生的大跨越。”
“当国内局势稳定时，这些人没有机会，所以，他们选择投机，人心思乱。”
“这才是病灶，体现出来的症状，就是历代总是摆脱不了的噩梦，宗室残杀，地方和中枢不断内战。”
说了一番，李昉对父亲所开出另一个治病药方夸赞起来。
朝廷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，分士、庶两榜，给了士、庶子弟一个公平的入仕渠道，之后的晋升，也不在看中门第，而是看重政绩。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得了书、读得好书，于是，朝廷又给了“武”这条通道。
凭军功可以入仕，且文武可以转换，缩短将军号的阶梯，无军功不得封爵，一些列措施，使得寒族以及根本不识字的平民，有了体制内稳妥的“卖命”升迁途径。
开设军校、低门槛的入学资格，军校毕业生直接为尉官，等等，让勋贵、官宦们众多子弟的入仕、升迁有了保障。
子孙后代入仕有了保障，勋贵、官宦们也就放了心。
也让起于行伍的兵卒，有了从兵变将的机会，这种机会，不是来自自己依附的将领、而是来自体制。
当社会的各阶层，都在新体制下，安稳地获取相对公平、通畅的入仕、升迁渠道，可以按规矩接近、进入权力中枢，维护、争取自己的利益，他们为何还要投机？
李笠对儿子的夸赞不感冒，他看重的是儿子能想通事情的关键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毕竟若大家业，将来总要交到儿子手中，如果儿子成了如同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，那么他毕生的努力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。
至于儿子给出的结论，李笠有看法：“投机是肯定会投机的，这是人的本性，因为人性是逐利的，而暴利的诱惑，总是吸引那些胆大的人。”
“即便这新体制稳定下来，也不会缺政治投机的人。”
“目前新体制若能稳固实行，只是初步解决了大环境的问题，但是，政治投机，防不胜防，什么体制都无法杜绝。”
“为什么呢？风险大，回报高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是难以抵挡的诱惑。”
“与其寒窗苦读十余载，参加科举博个金榜题名，然后在官场熬资历慢慢升迁，亦或是从军，在战场上玩命军功，还不如...”
李笠看着儿子，一字一句说：“还不如，想办法接近皇帝、储君，投其所好做恩幸，凭着南朝历代‘寒人掌机要’的规矩，直接入中枢，参与决策。”
“这条路的回报，你说高不高?”
“或者，作为某个皇子的亲信，策划夺嫡，文夺或武夺，武夺的话，在地方上起兵的难度极大，但在京城发动宫变，不是不可能。”
“发动宫变，所需投入的兵力相对少很多，数日内就能见结果，若是用做买卖的话来说，就是成本低、变现快、收益超高，你说这买卖会没人想做么？”
“或者，身为皇帝近臣，在其弥留之际，篡改遗诏，伪造遗命，要么挤掉即位后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储君，或者投机，另立新君，以此换得继续受重用...”
“更要命的一点，一旦出现少帝临朝的局面，怎么办？少帝倚重宗室，帝系转移，倚重外臣，朝代更替，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？”
这是李笠留给儿子的思考题，在明清时期，少帝即位后坐稳江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，除了末期，或者出了奇葩。
但在南北朝时期，少帝很难坐稳江山，无数次皇位乃至朝代更迭，无不说明了这点。
李昉想了想，问：“父亲，莫非，这也得靠新体制来解决？”
“是啊，不靠体制，难道靠人？”李笠苦笑起来，“刘宋国祚不到六十年，萧梁多些，但其实，当年侯景若攻破台城，梁国不死也残，国祚估计也不到六十年。”
“就不知，李楚能活过六十年么？毕竟，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年龄，恰到好处的结束。”
“也许，父亲活得太长，熬死你，导致将来皇太孙即位，亦或是你在位时间不长，未成年的太子即位，到时候，真是...”
人死如灯灭，他再怎么厉害，死后儿孙坐不坐得稳江山，已经无能为力。
但是，完善、改进体制，尽可能增加“安全系数”，确保国祚长一些，还是能试一试的。
刘宋开始的“世家居高位（清贵无实权）、皇子镇要冲（皇子、宗室在地方拱卫京城）、寒人掌机要，武将执兵权”体制结构，看起来很稳。
但实际上并不稳，所以南朝历代都短命，问题出在少帝临朝这里。
少帝临朝，必然和辅政大臣起冲突，如果不被辅政大臣干掉，就必然把辅政大臣干掉，亲自抓权。
但少帝抓权后，基本上不得要领，各种胡作为非，各种作死。
皇权如同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剑，靠着血统继位的少帝，可以握着剑柄，却未必能把剑用好。
无论是把政务委托给自己的心腹，还是自己亲自操作，很大概率最后玩脱。
因为利剑可以杀坏人，也可以杀好人，甚至会砍死自己。
人无法确定自己的生死，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，李笠无法保证将来不出少帝，所以把问题留给儿子思考。
“新朝，要有新体制确保稳定，不能走老路，否则....”
他缓缓说着：“总不能，一位鄱阳人，年少时看着李三郎在鄱阳鱼市卖鱼，年轻时看着李三郎发迹、慢慢身居高位..”
“中年时看着李三郎建国称帝，年迈时，看着李三郎的儿孙自相残杀..”
“到他八九十岁，李三郎建立的国家亡于内讧，轰然垮塌，于是，一个慵懒的午后，他坐在鄱阳城外码头的树荫下..”
“看着西流的鄱水，想着李三郎昔日摇船靠岸、拎着鱼篓去鱼市摆摊卖鱼的身影，想着李三郎衣锦还乡的壮观情景，唱道...”
“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...”
李笠唱着曲，曲调萧瑟，带着些许凄凉。
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年迈老者，坐在码头边上树荫下，看着流淌的鄱水，回忆着家乡名人李三郎的一生事迹，感慨着世事无常。
世间没有不灭的王朝，但是，李楚的国祚，能不能，能不能久一些？